走進新店瑠公圳，先嗅到水溝的腐敗氣味，那種氣味牽起我讀中小學的回憶。十三年都與啟德明渠為伴，我每天都經過明渠，染料和化學劑把渠水染得又紅又綠，我有時刻意去找，偶爾會看到水面露出吸盤似的魚唇，大口大口地透氣，或者在黑色的溝水看到銀白的魚肚，一池死水，一陣死亡氣息。後來在舊中區警署的雙城雙年展，看到有設計師建議將啟德明渠修建為嬉水區。工業北移，連帶染料和化學劑也北移，啟德明渠的溝水清淨了，魚群再現，回復生氣，現在常有釣友，在橋頭垂釣，滿載而歸。啟德明渠活了，附近東頭村的居民也活地來。參考新北市政府城鄉局的網頁，發現新北市政府也計劃將瑠公圳的排水溝，改建為「生態親水環境」，為何瑠公圳的居民會反對呢？

魔鬼總隱藏在細節，一條排水溝，兩個世界。瑠公圳的一邊是眷村，即台灣將領退役後由政府安排的居住地；另外一邊，是「非列管」眷村，大部份台灣退役士兵因為年輕及軍階不合資格，未得到政府的安置，於是在政府的「默許」下，在眷村的對岸自行建屋。要建「生態親水環境」，便要遷折「非列管」眷村，在這個過程中，究竟誰得益、誰受害？是誰破壞了原本水清氣淨的瑠公圳？我帶著疑問，走入村落，街巷狹窄，突然竄出一輛機車，我站在一旁，司機除下頭盔，看著我，打量一陣，知道我是外來人，國語夾著台語，便說出自己的苦情。

「幫幫我們吧，你身後的房子，一磚一瓦都是我親手放上去的，政府要拆，很沒有道理，我不想搬啊。」他指著水溝，說：「我小時候水都很好，我們下去洗澡捉魚，現在水溝都是污水。」

走入台大城鄉所公館，簡約的大樓就是台北住權運動的總部，銀色大門上刻下碩士研究室，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讀書人應該有這份社會責任。OURs的朋友，就台北高房價及社會空間問題，跟我們分享公民社會爭權的歷程。我立刻想到《不 能沒有你》的武雄，寄居在碼頭的破房子，為了爭取女兒的撫養權，走到台北街頭，風宿飲露，在立院門外靜候，最後更要抱著女兒在行人天橋危站，反抗非人性的 制度。我也想到《我家門前有大河》的三鶯原住民部落，從花蓮移居到台北，聚居在三鶯溪旁，從八十年代至今，三次拆遷，三次重建，希望在台北這個異鄉，植下花蓮原鄉的歸屬。看著OURs的簡報，聽他們的分享，再次切身感到，都市化帶來的高房價問題，已經成為全球化的議題，城市擴張，邊緣聚居的族群成為閒置的 人，他們只餘下廉價的勞動力，蝸居在城市的一隅。曾蔭權對澳洲的記者說：香港人都有瓦遮頭（直譯英文太蹩腳，還是意譯好了）。姑勿論他說的是否實情，對一位行政首長而言，這樣的自我要求不是太低了嗎？栽種在花盆的樹木，最終會掙破花盆，植根於大地的泥土之中，這樣，樹才會壯大和結果。樹木不只需要泥土，還要與大地連結；人也是一樣，不只需要房屋，還需要社區與歸屬。

原來，當北京的學生被坦克鎮壓時，台北的無殼蝸牛卻走出來，以軟性運動，舉辦「百對無屋佳偶街頭結婚典禮」，爭取公民住屋權。1989那一年，今日台式食店四海游龍的創辦人李幸長，在台北發起無殼蝸牛運動，組織社會住宅推動聯盟，以幽默、理性、溫和與無政治背景的方式，爭取公民的支持。我回來後找到一篇關於他的報道：無殼蝸牛運動發起人李幸長，原為一名平凡的國小老師，當年號召萬人夜宿燙金地段忠孝東路，耗盡家產甚至負債，之後創立「四海遊龍」賣鍋貼事業發達，但仍信奉20年前的理念：「不當炒作房地產，害別人買不起房子是不道德的。」這就是公民意識與社會責任。台灣人以四海游龍為榮，而我卻以香港的大家樂為恥。

香港街頭運動是落伍了？某些政客還引用台灣經驗，搞街頭抗爭，大抽政治油水，自封為抗爭領袖，但台灣的社會運動已經化整為零，走出悲情。他們以輕鬆的心情，安全地參與街頭的嘉年華，這種改變，對七．一有何反思？這或許是黃洋達所說的，轉守為攻的運動策略。這種轉 變，能鼓勵更多中產加入公民運動，走出對話／抗爭這種或此或彼的思維模式。

活在台北，處處驚喜，每次都有新鮮的體驗，我開始懷疑，每次啟前，是「前往」台北，還是「回到」台北？這裡有生活氣息，在尋常生活中也找到格調，這裡有時間和空間，「慢活」不是口號，是行道上擦肩而過時路人的笑語，是騎樓下用心以葉片包著檳樃的指頭。時間和空間是公民社會的養份。我喜歡牯嶺街劇場的朋友說：政府都不懂藝術文化，都要由我們來做的。政府，至少要具備謙卑的態度，承認自己的無能與無為。財政司曾俊華曾經 說過，除了小政府和大市場外，香港還有個大社會。沒錯，在殖民地時代，英國人都不願、也不能處理華人事務，所謂的撫華道（後來的華民政務司／今日的民政事務局）主要籠絡華人領袖和鄉紳，少有霸王硬上弓的氣焰。當時香港社會百家爭鳴，東華保良樂善堂，總之填補政府退出的社會空白，形成英人小政府、華人大社會的格局。看著台北，好在台北政府還願意承認自己那一點「無能」與「無為」，放手讓劇團保育牯嶺街警局，從內部裝修到劇目安排，都交由藝術團體包辦。這些說話，香港人 聽起來有點不可思議：政府不會處處刁難嗎？不要常常評估嗎？劇場的朋友輕描淡寫的一句話，道盡箇中玄機：信任嘛。這就是公民社會的力量，信任背後，其實公民承擔築就社會的責任，不需政府從上而下的任何社會工程，只要有時間、有空間，公民社會自然會生出累累果實，就像夜幕低垂時仍在牯嶺街綻放微光的小劇場。

生活是立體的，第一次到台北，是點到點的移動，再到台北，將點連成線，之後每次再來， 都在線與線之間填上色彩。例如，我必會到光點台北和長春戲院看電影，當粉嶺戲院宣佈結業時，我特地走到長春戲院，細味在Theatre、而不是Cinema看電影的感懷。每次到台北，我必會穿街過巷，尋找香港不會上映的電影，例如《蛾摩拉》、《地中海廚娘》、《Bunny and the Bull》、《親愛的醫生》、《與巴席爾共舞》和《愛比死更冷》。從電影的發行量，已能察覺台北社會較多元，電影院上映較冷門的電影，也不至關門大吉，但在香港，連百老匯電影中心也變得很商業化，三年前苦等是枝裕和 的《橫山家之味》，還以為百老匯必定發行，結果至今我還沒有看過。除了電影院，便是書店了，每次走在騎樓街巷之中，必定會發現隱匿的二手書店，而書店內總有一些常客、或輕聲細語、或掩卷沉思。跟著康青龍（永康街、青田街、龍泉街）旅人手帖，到師大的街巷，走入咖啡室、書店和唱片舖，各有自己的個性。在香港的商場，你的生活會突然被抽離，忘了自己身處何地，身在沙田新城市，卻以為自己置身將軍澳東港城，但在台北，茉莉就是苿莉、聯經就是聯經，生活的座標非常清晰，很有質感，人儘管漫遊，也不至迷失。

這 一次，無論在電影院和書店，都看到台灣人對兒童的愛護，一套關於童畫的法國電影快要上映，我在書店也買了一本《兒童哲學》雜誌。只要看看這個城市的人如何看待兒童，便能感受這裡的人文精神和關懷。我也刻意觀賞台北的行道樹，在黃春明的鄉土小說中經常出現的茄冬（即香港的重陽木）的確很 多，梁實秋故居外的麵包樹結滿累累碩果，我後來才知道，麵包樹是原住民亞美族人的家族樹。我在香港，很少看到麵包樹果的，但在台灣，但麵包果處處。在充滿養份的土壤，大樹自然會結果，茁壯的公民社會同樣會結出果實，果實又會滋養眾生。

我喜歡在這樣細微的地方感受生活的氣息。當然，逛逛當代藝術館或中正紀念堂，欣賞這裡的 high culture，百看不厭，但在騎樓底光顧鹽水雞小販，吃吃大腸包小腸，見證沒有地產霸權下的小市民生活，恍若置身《清明上河圖》的民間，也令人回味無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