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於不能完全聽懂英文或普通話而無法理解MaD 2012的演講？不用擔心，帶有中英雙語字幕的演講影片已陸續上傳到我們的網站。現在就登入http://www.mad.asia/n-be-inspired/n-videos/mad-2012 重溫你最喜愛的講者演講！
Cannot understand MaD 2012 Talks because of language problems? Don’t worry. Talks with English and Chinese subtitles are being uploaded to our website. Go to http://www.mad.asia/en/n-be-inspired/n-videos/mad-2012 and get inspired now!
青年志的故事始终带着热血，更是一个的成长故事，关于一群年轻人，一个公司，甚至是一个时代的中国人。
因为热爱研究，热爱青年文化，青年志尝试寻找将两者完美结合的方案，现有的体系中没有合适的空间，便自己去创造；见到传统的市场研究将人物化，间断性地了解无法真正深入了解到受访者个人，便一头扎进去，同年青人聊天、做朋友，带来些微的影响和改变；不满圈地式的商业规则，便寻求开放，分享研究成果，随时同其他人连接，也催生了更多可能性；单纯的市场研究无法带动青年文化质的改变，继续创造，创造出一个物理空间，一样分享开去，意外地发现，研究似乎已经不需要跑出去找到受访者，他们自己自动地聚在一起了；发现年轻人始终缺少激励和资金支持，便组织“黄油青年会议”和青年志基金，充实他们的头脑和项目资金……继续发展，商业机构？公益组织？社会企业？青年志似乎无法定义。
青年志的发展历程没有理性的规划，却见更多年轻人特有的理所当然，“因为热爱，所以……”。那种纯粹的热爱铸就的力量应该是这个团队最与众不同的地方。
不去做任何定义，忽略所谓“体制”，去除不必要的标签，沉下来，找到自己的热爱，开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找到那群臭味相投的人，一起分享，共同创造。
改变的故事其实正在发生，开放青年志（http://www.openyouthology.com/）正在记录着，也聚集着一撮又一撮找到怀有共同理想的人，去酝酿一个又一个充满生命力的项目。
观看青年志社群经理杨雁清在MaD 2012上的演讲
房屋問題圍繞香港多年，這不只是土地夠不夠的問題，亦不只是新政府的問題。
賽馬會“創不同”學院的最新課程──全球創新學院 Global Innovation Academy──帶來英國的社會創新methodologies，與參加者用創新思維，思考香港的房屋和無家問題，甚至想出可行的解決方法！
詳情請瀏覽網頁：
HOUSING has been an issue to HK – it’s not just about land supply, and it’s not only the business of the new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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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paper和考試之後有甚麼暑期大計呢？如果你有興趣嘗試運用課堂所學，率先試驗富挑戰性的工作環境，歡迎報名參加MaD暑期實習！你將有機會和MaD團隊一起籌備本年度的MaD活動！
請留意以下詳情，在2012年5月30日之前報名參加！
實習詳情如下(請按圖放大)：
為著記錄早前MaD@西九各式大無畏的文化藝術試驗，我們邀請了幾位剛畢業或仍然在學的年青人，在活動中選取他們自己的角度，以錄像記錄MaD@西九的種種活動。無論你在活動那幾天有否來到西九，你也可以透過他們的紀錄重溫或經歷活動中各種面向。
蘇曉衡《過界舞台》集中記錄踩過界大舞台四位藝術家及策劃潘詩韻在演出前後的訪問片段，把今次融合公開工作坊和四位不同界別藝術家cross-over的展演概念在演出本身及藝術家的對話之中娓娓道來。
主修媒體藝術的潘柬芝今次實驗只以iphone拍攝，拋棄重甸甸的攝錄器材，彷如一個尋常參觀者般，輕鬆遊走整個西九。不只在生勾勾藝術節的藝術作品，更是從西九這特殊環境的一花一草和釣魚翁之中，展現公共空間和文化的各種可能性。
仍然在學的麥綮桁選擇以黑白色調記錄曾經在西九這土地上出現過的各式笑臉。在鏡頭焦點的淡出淡入之間，我們看見藝術家，和更多更多的大眾，在專注於工作坊的活動，在自在的用音樂、繪畫甚至食物享受和友人一起的時間。
《MaD@西九活動記錄》乃大會從策劃的三大方向：空間自由、文化自主、人人自在，勾勒橫跨三周的各項活動。你亦可在片中看到不同藝術家及參加者的回應。
MaD@西九錄像紀錄：http://www.mad.asia/hk/n-be-inspired/n-videos/madwest-kowloon
鳴謝：秦紹良、蘇曉衡、潘柬芝、麥綮桁
文：李心怡
圖：William Chung
城市大學邵逸夫創意媒體中心正展出電影《父子》導演譚家明1977年的電視作品《十三之花劫》，這套三十多年前的電視劇，用深沉懸疑的敘事方法，說一個有關癡迷的故事，剪接緊湊不露骨，畫面著重構圖用色，觀眾在看電視時，不動腦筋會跟不上。
在“後《天與地》時代”看《十三之花劫》，不期然想如果對拍攝、影片和觀眾都更有要求，電視會不會成為一個比較知性的媒界？
這問題令人想起加拿大理論家Marshall McLuhan在1960年代提出的理論 “媒介就是信息”。這個被引用得成了陳腔濫調的理論，可套在現時多種反智的媒體情況上：聲色犬馬的媒體填滿感觀，觀者用不着思考太多；隨時轉台成為觀看習性，人越來越沒耐性；將同樣的概念廷伸至multitasking的瀏覽，接收資訊的模式難免快速淺薄。
然而把McLuhan的理論當作一個框架﹣﹣媒體導向大眾的認知內容和模式，從而影響社會的價值觀﹣﹣情況不一定負面。
早前邵逸夫創意媒體中心展出了另一件作品﹣﹣ The Wooster Group的《兄弟…仍有時間》﹣﹣對媒體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具啟發性：360度的影片在圓形影院中圍着觀眾，多重敘述同時出現，焦點由其中一位觀眾控制。導演放開了視野的主導權，卻令觀眾跟着掌控視點的那一位一直在轉，教人更在意自己的觀點被他人操控。
這個創新媒體實驗，提出了革命性的角度：如果觀眾／讀者都注意到他們的認知是如何被媒體引導，每個人對輿論更具獨立的批判性，民眾還會不會被輕易煽動成民粹？如果在2.0的世代，民主化的媒體可不可以成就更多的公民參與，引入多元視點，促進公民社會的發展？
促變的媒體
創意地運用媒體推動社會創新，在世界各地已成為有願景的媒體工作者的新方向。MaD 2012其中兩位講者是這樣的創意媒體工作者，他們運用媒體豐富大眾的世界觀，推動正面的改變。
來自美國的Laurie Meadoff曾任調解工作，有一次她到訪南非，看到當地和美國的孩子，透過雙向電視直播，教對方跳舞。這個經驗啟發了電視系列《Chat the Planet》。Meadoff的團隊利用衛星電視，讓身處不同地域的青年有機會直接對話。當對談發生於美國和伊拉克之間時，話題所及當然包括兩國之間的衝突，好些本來態度敵對的年青人，對質過、表述過之後，對彼此多了新的諒解。對話經剪輯過後，在18個國家的主流媒體播放，至今已觸及近三億家庭。戰爭期間，當兩國新聞硬碰硬地向各自國民呈現一方觀點，《Chat the Planet》提供了一個平台，讓人感受人，教年青一代聆聽，用同理心調停偏見和誤解。
另一位講者是《GOOD》的創意總監Casey Caplowe。《GOOD》是一本雜誌，內容是不同界別的“好”資訊，報導甚麼人甚麼事，正在具體地實踐可持續發展、公民社會、世界大同等理想。當中就連廣告也強調社會良心，不只以品質、形象、價錢等消費主導的賣點推銷產品，反以公平貿易、工人待遇、環境關注等建立品牌價值，推廣多重基準線。GOOD也是一個網上平台，訂閱戶會收到“每日好事”電郵。GOOD的一大特式是Infographics（圖像資訊），表現形式像香港媒體常用的圖文解說，一目了然的卻不是花邊新聞的終極秘圖，而是關鍵議題的宏觀大勢。
如《十三之花劫》和《兄弟…仍有時間》，《Chat the Planet》和《GOOD》都激發對媒體的像。真人真事、觀眾互動和情報速遞，在今天的媒體中彼彼皆是，除了暴露別人的生命、作無謂的表態及不斷的消費攻勢，可不可更有意義地運用這些重要的社會介面？對媒體的批判聽得多了，壞的好的都談過，希望多些人坐言起行，以創新的方法將媒體變成好信息的媒介。
上述演講已上載於www.mad.asia，見：
Laurie Meadoff： http://www.mad.asia/hk/n-be-inspired/n-videos/mad-2012/what-can-we-do-with-empathy/420-hometown-baghdad-using-media-to-break-cultural-barriers
《父子》及其他多媒體作品由即日至4月30日於城市大學邵逸夫創意媒體中心展出。
文：張慧婷
以下可能又是另一個「阿媽係女人」的故事 — 來自倫敦、在大學永遠考試不及格並患有專注力不足的Simon BENNETT，竟然在大學一年級時因一台手提電腦促使他在往後的10年間在青年、教育和多媒體空間三次連環創業。
令Simon「叮一聲」決定要跳出現有範籠的是那台電腦以及一直被他人標籤為缺失的專注力問題。他不停思考那台至型至快的電腦能否解決他的問題呢！於是Simon在成長的社區LEWISHAN，用一台小型客貨車作流動電腦教室創辦了專門教青年做電子音樂的Rolling Sound。
十年下來，Simon發展了今天有100名同事的roll7。 roll7的項目一直以當區青年為開發主軸，有多項針對「多失青年」的創意媒體培訓項目，如PowerUP計劃提昇了只有工廠技術的年青人加入數碼行業的可能性。目前，roll7正推動The Devils in your Details 的面書apps，全面探討網上私穩及欺詐問題。
在MaD2012上，他分享了他的成功方程式是發現「問題」、加點「奇想」和科技，再以倍計的努力，就見到出路並創不同。他的故事再一次說明創新、求變、還是創業說到底都是要先從自身的問題出發，大謄嘗試多推一步。
進入以下鏈接觀看Simon Bennett在MaD 2012上的演講：
MaD 2012 Talk Simon BENNETT:Technology and Entrepreneurship
文：黃嘉燕
編按：閃學班長胡志健由茶餐廳說起賽馬會”創不同”學院閃學班的概念由來。想來一同分享各種專業或特技，快報名參加！
賽馬會”創不同”學院閃學班：http://www.mad.asia/hk/n-take-action/jockey-club-make-a-difference-school/current-programmes/fresh-learners
一直以為自己作為演員、導演和戲劇導師很專業，誰不知有一次在茶餐廳被友人一問：「什麼是你的專業呀？」在自我防衛系統反射性地運作下，我使出渾身解數都不能直接回答，友人在解決餐腸麵的同時悠閒地說：「有啲野我好識，但你唔識既，咁我就係專業囉！」我望著自己的那杯茶走無話可說，在反省自己有否自視過高的同時，亦開始欣賞身邊各色各樣的專業人士，一手拿四碟碟頭飯的伙計、做菜時只憑感覺下調味卻精準無比的老婆、還有在地鐵巴士的搖晃下仍能用工具把眼捷毛鉗曲的女士們，他們在各自各的領域中有著各種由歲月磨練出來的專業。
前一陣子參與了由MaD@西九主辦的活動，因而有機會與另外三位來自不同界別的藝術家共同創作，在交流過程中最令人興奮的竟然是與創作無關的熱身運動，在每次輪流帶熱身的過程中，各人有各人的收獲，有人尋回自己已石化了的腰、有人學識用牆上公告內的文字作歌詞來唱歌，有人學識iPad的各種應用方法還即場在網上購買了一部iPad2和一部Mac Air。在促進經濟的同時，我頓覺身邊的人深不可測，能有機會互相分享各種風馬牛不相及的特技的確是充滿驚喜的賞心樂事。在日復一日的生活中，可能我們都忘記了自己懂得什麼，懂得有幾深，這些自己已習以為常的能力，對某些人來說原來可以是天荒夜譚呢！用手擋子彈對超人來說也是理所當然吧！
文：胡志健
沉沒中的總統(2011)預告片：http://www.youtube.com/watch?v=yNXpif_UZxo
可能因為麥兜，可能因為“快要沉沒”的傳說，馬爾代夫一直是香港人神往的“終極旅遊目的地”。今年2月傳來這個地方發生政變的消息，不知你有沒有驚覺那是個國家，有政治，有人民，有文化？以政變受害者納希德為主角的紀錄片《沉沒中的總統》（The Island President）剛巧上映，早陣子的國際電影節放映了兩場。紀錄片由沒有被誇大的天堂美景開始，心矌神怡得容易令人誤會那裏沒有政治、沒有貧窮、沒有罪惡。但就在這場景中，活生生地上演着一個小國求存的故事。
馬爾代夫在藍天白雲下被獨栽政權統治了三十年，獨栽者加堯姆（Maumoon Abdul Gayoom）把其中一個小島用生銹鐵絲重重包圍，牢牢關起反對聲音，自己連任了6次。2008年的總統選舉，自視過高的加堯姆以為自己穩操勝劵，始料不及一直推動民主的納希德會勝出。這位年青總統為國家的民主奮鬥了十多年，曾被拘留囚禁廿多次，流亡海外，名字甚至在國際特赦組織良心犯名單上出現過。弱小的民主終於在椰林樹影下萌芽，片中的納希德看上來是格外的堅定、自信、說話有力，滿懷希望要把民主自由推到水清沙幼的每個角落。
由獨裁變成民主，整個國家的政府制度、司法、傳媒全部要由零開始。但是，還未開展重組工程，一個世紀大難題落到納希德身上：氣候變化令海平面水位年年上升，馬爾代夫千多個小島中最高點只有2.4米，8成面積海拔不到1米，水位上升已開始威脅到當地人的日常生活。南極科學研究委員會2009年的研究報告預計，2100年全球海平面將會上升1.4米，我們常說的馬爾代夫會沉沒便會發生，地球上大部份沿海城市亦汲汲可危。這個問題沒有政客敢去關心，卻是迫在眉睫。看着日漸嚴重的海岸侵蝕、颱風捲起的驚濤駭浪，對馬爾代夫人來說，問題更是水深火熱。但你或我都可以想像，這個以旅遊業為經濟支柱的發展中國家，面對着全球暖化，是如何的無力無助。
這是棲身在地球上每個人的責任，不論種族，不論時空。但有些人愛理不理，有些人充耳不聞，有些人甚至對事實疾口否認。馬爾代夫人卻被逼“身先事卒”，很有可能要率先承擔全球暖化最殘酷的惡果。面對着國土一吋一吋地消失，納希德可以怎樣做？
《沉沒中的總統》的重點自然落在納希德參與2009年聯合國氣候變化峰會（COP 15）及之前大半年的準備工作。對付非常議題要用非常手段，納希德可說是無所不用其極，將解決全球暖化的逼切性搬到枱面。他積極參與有關的政治會議，如小島國家聯盟（Alliance of Small Island States）會議、召集Climate Vulnerable Forum，結聚受氣候變化威脅國家的聲音。他擅於製造新聞話題，人家在水底辦一生一次的婚禮，他在水底辦需定期進行的內閣會議，預告國家、甚至是整個地球的命運。最有膽識的是承諾馬爾代夫將會研究如何能在2020年達至“碳中和（carbon-neutral）”。這個亞洲最小的國家，背上了幾乎是人類史上最勇敢的願景，並逐吋逐吋地向着目標踏出每一步。
高潮來到COP 15，那次歷史用“失敗”去形容的全球領導人會議。一百九十多個國家的代表出席，很多都只是“志在參與”，尤其是中國印度這些以推動發展為名而失控地排放碳的發展中國家。納希德擺到他們眼前的，是危急存亡的清晰呼籲：簽訂國際條約，約束各國將平均碳排放由當時的387ppm降至350ppm。 “今天不能共同阻止馬爾代夫消失的命運，明天同樣的命運會降臨到紐約、倫敦、上海、孟買。” “面前是我們都將要死的局面，現在的爭拗究竟是為了甚麽？” 面對着世界上數一數二的碳排放者，動之以情說之以理，你可能沒有見過一個在這種場合敢說“人話”、語出驚人的總統。
COP 15僵持了11天，沒能得到共識，沒有簽署具法律效力的條約，那些主要碳排放國只應允“邁向減排方向”。這個沒有斟酌餘地且刻不容緩的懇求，沒得到期待的回應，只得到如外界預期的結局。《沉沒中的總統》讓我們看到了一些沒有在媒體上公開的片段：納希德與團隊們的策略討論、一些國家在對於會議僵持的不妥協又不耐煩的發言、一些大國代表對於小國的無視。
在這些片段中，我被逼最深刻的是自己國家那個叫領導人的發言：“我們正處於快速發展的階段……降低排放存在特殊困難”，還有中國代表對誰是馬爾代夫的總統都沒有搞清楚。納希德站出來面對的就是這種強橫頑固的大國代表。“如果可以，我會不停問他（中國代表何亞非）：‘你是有問題嗎？’” 這個令人沮喪的時刻，變成了一個黑色幽默：大國掩耳盜鈴的卸責，小國超越能力的承擔。
紀錄片再以馬爾代夫不可思議地藍綠的全景結束。自此，這天堂美景提醒我的是一份慚愧，一份歉意，地球危在旦夕的紅色警報，還有納希德的坦率堅持：“我們會繼續在你眼前吶喊，儘管我們比你更清楚你沒有在聽。” 問問自己，是甚麽堵住了我們的耳？每個人，不論如何微小，是不是都可一點一點地，在生活中讓正確的事情發生？
文：陳慧君
If you had spent 21 years as a war refugee after birth, married against your will at age 13 to an opium addict whom you had to support by working 16 hours a day, even though he was constantly abusive and once tried to kill everyone in the family by burning down the house – and you were entrapped in a culture that did not permit your independence – what would you do?
This was the plight of an Afghan woman called Zahra, who courageously divorced her husband and started a new life with her children. Zahra is one of the many protagonists whose stories were brought to light and given a twist through the work of Hjalmar and his team at the Afghanistan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Organization (AHRDO).
How does the organization manage to convince the chronically unfortunate that there is hope and make change happen? Like many social innovation initiatives, AHRDO takes the approach of empowerment. Instead of “helping” the distressed, it creates a platform for people to help one another and themselves.
Through a practice called “Theatre of the Oppressed”, the usually silenced victims find voice as they enact their own stories of oppression. The same story is performed twice. After learning about the situation in the first performance, the audience, if motivated to set things right, can intervene during the second performance and possibly change the outcome. The possibility of change transcends the play, and a good number of people have been empowered to try changing their actual circumstances. Theatre thus serves as a means to foster empathy, explore solutions and inspire action.
Recently, AHRDO has furthered its practice and spearheaded a process called “Legislative Theatre”, which activates public imagination for discussions on critical social issues. Thoughts are collected and become advocacies for legislation. Laws are yet to be made through such endeavours. Nonetheless, the way they heighten humanistic awareness demonstrates the potential of the arts in driving social change.
“Fear is the cheapest room in the house. I would like to see you living in better conditions.” Hjalmar shared this quote from the 14th-century Persian poet Hafiz. Listen to this true story about the power of empathy, creativity and courage in a zone of emergency: http://www.youtube.com/watch?v=-M7rYzeYNKM
Written by: Stephanie Cheung
抵達台東的第一天晚上去了鐵花村（http://www.facebook.com/tiehua），在逛市集、聽音樂之餘還有了一個新發現—《破報》（http://pots.tw/）。
這份報紙的大小和厚度與普通免費報紙差不多，封面上寫著大大的一個“破”字。我拿的那一期的封面故事是大陸新民謠歌手在台灣演出的專題報導。除此之外，報紙的內容還有時事評論分析、影評、書評等，另外還用了好幾頁一一列出未來一個禮拜台灣各地文藝活動的時間、地點，有點“文藝青年指南”的感覺，但又非常強調社會參與、公民社會。《破報》在全台灣有好幾百個取閱點，最近也推出了iPad和Android系統的電子版，經過幾年的發展已經建立了一定的影響力。
雖說在這個圖像時代，大篇幅的文字似乎沒有太多市場，但《破報》並沒有因此妥協，相反不少文章均內容豐富、分析深入。英國雜誌《Monocle》在一期關於媒體的專題中也指出，儘管普遍認為長篇報導難為大眾接受，但許多成功的刊物皆以文章的內容和深度取勝。
《破報》在自己的網站上說：“破報致力於讓那些被壓迫的聲音可以發出，關心青年人的社會參與、藝術表現與知識品味，所有破報同仁皆期許自身做好reporter-activist的角色。”
香港也有不少年青人在辦刊物，希望他們也能有自己的堅持，在香港的年青人中也能出現一些有影響力、有深度的文化藝術刊物。
文：金玲
圖：《破報》(6-15/4/2012)封面故事—推土機下的人民：士林王家前的公民行動
福島核電事故從新聞消失之後，對絕大多數香港人來說，海嘯和核危機已成過去。上星期看了在電影節上映的《核能國族》（http://nuclearnation.jp/en），紀錄311後未完的災難。紀錄片拍得平實，片長145分鐘，我看了好幾次時間，每次都想，那些還未能回家的災民，日復一日的等候不知有多漫長。
《核能國族》紀錄福島核電廠附近的居民，在核災難後避難到另一個城市，千多人住進一所學校。拍攝隊伍追訪過去數個月的重要時刻，專訪了幾個家庭，捕捉着零碎的生活片段，記述災民流離失所的實況，提出了含蓄但尖銳的疑問。
其中一個受訪家庭，是一對失去了妻子／媽媽的父子。他們的故事這樣開始：成年的兒子拿着iPad，“本來是給媽媽的……現在主要用來玩遊戲。”接着螢幕顯示出一個中年婦人的照片，兒子眼睛通紅，爸爸說：“沒有人跟我說話了。”海嘯發生時，父子倆都不在家，媽媽和房子同時被沖走，兒子堅信，如果那天他們可以在附近搜尋，媽媽可能還有希望，可是因為核輻射，他們當晚就要撤離。
暫住在學校的災民，來自一個叫双葉町的小鎮。這個偏遠的地方，是日本最後起的城鎮。1960年代國家提議在彼鄰興建核電廠，當地人找到工作，又得到國家政府資助，小鎮開始發展，大家從騎摩托車變成了開汽車，舊房子變成了現代化的洋房，“核錢”甚至為小鎮帶來了第一所圖書館、市會堂，市政府修橋起路，立了一個牌坊，標誌着核之鄉的興盛繁榮。
可是，當地人想不到，核反應堆原來會老化失效，隨着“核錢”減少，市政府無法支持基建的龐大開支，瀕臨破產；他們更加猜不到，核電廠會成為他們有家歸不得的原因。片中交代去年年尾，國家有意收購双葉町，用作處理核廢料之用。那時，擱在學校的双葉町居民，還有好幾百人。
居民們有天到了東京示威，他們的訴求很簡單，就是政府不要忘記他們，他們要回家。示威隊伍中有双葉町市長，這位滿頭白髮的老伯，也是片中專訪人物之一。他的故事披露了双葉町與政府和電力公司的瓜葛。有一次，他代表双葉町出席全國核能會議，位高權重的經濟局長重申核電是國家的能源發展策略，從中獲益的與會者亦說大家要齊心協力同謀計策；坐在最前排的市長一直默言不語，直至最後，才舉手發表直接了當的一席話：双葉町被騙，走錯了路，大家請認真想想，甚麼是該走的方向。
看完電影，一直想：可以做甚麼？核是一個大問題，但不過是問題的一部份，真正的問題是我們的能源需求。從電影院乘車回家，夜深的街，其實真不用那麼亮。如果大家都想起双葉町，會否把多餘的燈熄掉？從來都覺得，能源短缺、氣候變化是文化問題——我們要過怎樣的生活？選擇又基於甚麼世界觀？
《核能國族》有一個很有意味的段落：双葉町的居民得到准許，每戶兩個成年人，可經特別安排回家兩小時，拍攝隊伍同行，期間遇上一個人，在餵牛。核電廠附近變成禁區時，當地糧食供應緊絀，政府建議牧場殺死受輻射污染牛隻。大部份牧場都放棄了牲口，那位先生卻一直堅持，拒絕讓動物就此沒尊嚴地死掉，於是他繼續買糧草，餵飼一大群不可能出售的牛。養牛的地方，寫着“希望の牧場”。
註：上圖為朋友Frances在311前於福島拍攝的照片，叫《一個都不能少》。今年，Frances與一班熱心的朋友發起了數個慈善相展，與公眾分享從前福島的自然風貌，請大家反思人類與環境的關係，同時為福島核電工作者籌款。詳情見http://www.fof311.com。
文：張慧婷
茉莉花革命過去一年多了，這場得到social media幫助而迅速在北非蔓延開來的革命，並沒像很多人所希望的在中國開枝散葉。雖然有零星的“集體散步”，但最終也不成氣候。網絡監管還是很嚴格，異議人士也總被請去喝茶，但在這個大環境下，也有人帶著鐐銬跳出動人的舞蹈。
來自《鳳凰週刊》的鄧飛當了十年記者，他寫過不少稿子揭露黑暗事件，但他發現，這種通過憤怒的力量來引起人民和國家關注的模式效率非常低。然後微博出現了，信息流通得更快了，身處不同地域的人也能迅速聯結起來。微博打拐（http://baike.baidu.com/view/5184899.htm）的成功讓鄧飛體會到用人們心裡的愛和善良去引起公眾和政府的關注，才是更快更好的方法。於是他又通過微博發起了免費午餐和大病醫保，幫助農村兒童得到最基本的生活保障，甚至在短期內就成功迫使政府制定了相關政策。
鄧飛說，我們要動起來，要一點點去改變我們的國家，不是用衝突，不是用流血，而是用愛和公益。聽一聽他在MaD 2012上分享的免費午餐的故事，也許你也能用你的創意和2.0世代的新工具達成你的夢想。
文：金玲
Image captured from the official website of Reviving Recipes (http://www.y-recipe.net/)
Extinction, I used to think, was a threat faced by animals endangered by excessive hunting and climate change. But I was reminded by Reviving Recipes, a documentary shown at HKIFF, that many plants are also silently vanishing. Among them are “heirloom” vegetables, whose extinction is lovingly fought against by farmers, scholars, chefs and ordinary folks in Japan’s Yamagata Prefecture.
In successive episodes, the film tells the stories of heirloom veggies on the verge of disappearance. Once grown to help poor farmers survive the winter at times of crop failure, Fujisawa turnips, whose irregular shapes do not quite fit standard shipment boxes, have been forsaken for another kind of turnip more preferred by the market. Mrs Watarai, an 85-year-old grandma, is nonetheless insistent on preserving the species. The turnip is kept alive in a small patch in her garden. Its flavour is passed on as she teaches her grandchild to love its pungent taste. The substance that gives rise to this, according to the film, prevents cancer.
With seeds preserved by Mrs Watarai, local farmers managed to get Fujisawa turnips back on the field. They do this with the traditional slash-and-burn method. After trees are felled, leftover branches are carefully laid over the same plot for soil regeneration through burning. Fire kills harmful insects, making the use of chemical insecticides unnecessary. Natural fertilizers, such as nitrogen, phosphoric acid and potassium, are also produced in the process. Vegetables grown on such soil are exceptionally crunchy and juicy, and 100% organic.
Besides Mrs Watarai and the mountain farmers, many others are also striving to preserve the veggie heritage. Two devotees are Professor Egashira, a researcher on heirloom crops at Yamagata University, and Chef Okuda, who fuses Italian recipes with local produce, thus creating demand for continual farming of waning species. In one episode, the two are in search of the legendary Hoya turnip, thought to have become extinct for decades. To their surprise, the long-lost treasure was delivered to Okuda’s restaurant by a local farmer one day. Okuda immediately called Prof Egashira, who dashed over that very night to share an important moment of resurrection.
What has been saved in these endeavours is a lot more than turnips. Flowing in the juice of these revived vegetables are unique tastes that have been savoured across time, nourished generations and formed part of history. Their unobtrusive growth in the eco-system resists market-driven monoculture and demonstrates a harmonious way for different life forms to co-exist on earth.
Near the end, the film shows an old farmer teaching Haruki, a young man just licensed to farm heirloom produce, how to properly plant cedar trees. Haruki asks how long it takes for the trees to become useful. “30 years,” answered the old farmer. “Then we will not be the ones cutting them?” The old farmer nods, as if this is the simplest truth. The film then moves on to a close-up of a pollinating bee, and lets the audience go home with a full screen of seeds.
26 March 2012
Want some green food for thought? One more screening on 2 April.
Trailer: http://www.youtube.com/watch?v=oZDzsRET-i8
Written by: Stephanie Cheung
前些日子，家中的肥貓自認身輕如燕，縱身躍上書桌，撞翻了水杯，把滿滿一杯水灑在了座檯燈上。燈閃爍了幾下之後，終於壽終正寢。心不甘情不願地換了新燈，卻想起小時候，家裡若有東西壞了，小到電燈大到電視，只要爸爸拿著工具東擰擰西敲敲，都會恢復健康。但是現在，除了扔了買新的，似乎別無對策；但若能稍微修理一下，也許又能用上幾年。
從小學讀到碩士，似乎學了許多知識，成爲了現代教育所謂的“專業人才”，可一旦遇上生活中的實際問題，就只能向其他“專業人士”求助，但其實有些技能也沒那麼難學，若能略知一二，就會省去不少生活中的麻煩。
這些年國外和香港都陸續出現了“技能交換”（Skill Exchange）的概念和實踐，比如英國的網上社區Swapaskill（www.swapaskill.com），以及灣仔社區的時分券等，用你的技能和時間去換取其他社區成員的技能和時間。但這些“技能交換”大多都只局限在“使用”技能，而非學習技能，下次遇到相同的問題，還是得找人解決。若能互相教授技能，以備不時之需，似乎將會幫助不小。
賽馬會“創不同”學院即將舉辦的“閃學班”就希望能讓參加者在工作坊中分享各自興趣，走出固定身份，互幫互助，教授各類學識、學習不同技能，一起教學相長。工作坊的各項詳情將於近日公佈，請密切留意www.MaD.asia！
文：金玲
MaD 將成為一個2.0平台 ! MaD可以做什麼? 我們如何一起塑造MaD?成為MaD的共創者！分享你的想法!
方法一：按此完成問卷表達你的意見
方法二：參與討論實踐方向
日期：09.04.2012 (復活節假期)
時間：2 – 4 PM 第一節 齊齊塑造MaD
4 – 6 PM 第二節 如何把MaD推廣給更多人 及 你對MaD 2013的看法
地點: 香港兆基創意書院3樓311室 (九龍聯合道135 號，樂富港鐵站B出口)
歡迎你參與任何一節 ! 有興趣的朋友，請於4月4日午夜12時前，把你的
姓名、聯絡電話及曾參加過的MaD活動，電郵至ian@hk-icc.org報名，
記得告訴我們你想參與哪一節。
查詢：ask@mad.asia
MaD is evolving into a 2.0 platform – but how? What can MaD do?How can we collectively shape MaD? Be MaD’s co-creators! Share your thoughts!
Option 1: Click here to give quick comments on our questionaire
Option 2: Join Study Group
Date: 09.04.2012 (Mon, Easter holiday)
Time: 2 – 4 PM Session 1 Shape MaD Together
4 – 6 PM Session 2 How can MaD reach out? Your thoughts on MaD 2013?
Venue: Room 311, 3/F, HKICC Lee Shau Kee School Of Creativity
(135 Junction Road, Kowloon, Lok Fu MTR Exit B)
Please feel free to join one or both sessions. If you can come, please email your name, contact number, the MaD activities you joined and the session(s) you want to join to ian@hk-icc.org by midnight 4 April.
Enquiries: ask@mad.asia
週六文匯報大字標題說民間投票兒戲、錯漏百出。的確，臨時票站完全沒法同政府官方的票站設置相比。票站設在小街之上，只能用紙箱劃出小小的私隱空間讓市民投票。我們預備的信封不用，好幾個街坊主動從家中取來舊信封和利是封。有些市民一來到票站也直言這裡的簡陋，甚至「騎呢」。但是，這個民間票站卻是光明正大的設於日光之下，而且，若不是網站遭不明攻擊，也就根本不用臨時設立這許多票站，用影印選票來為自己表態。
正因為票站環境無遮無掩，當天出現了許多不會在正規官方票站中看到的圖畫。好些父母問我們可不可以讓孩子投票，鑑於主辦當局的規定，我們當然不可以亂來。但票站置於街上，我們沒理由也沒有人手叫父母把孩子於一旁，自己排隊投票。孩子難得地能跟著父母排隊，進入投票間，父母說著關於投票的種種。小小的孩子不知道會聽到多少，但大概會記得和父母一起把一個載有選票的舊信封放進投票箱裡，在街上大樹旁上了一堂公民課。
看著不同媒體的報道，有的歌功頌德，積極為當選者洗底，塑造美好形象，有的在市民的恐懼情緒之上煽風點火，彷彿香港已經永不超生。沒有人能夠預示未來的狀況，我只是清楚知道，在這樣的環境下不能夠恐懼。因為，只要你恐懼，統治者的白色恐怖就會成立。
編按：香港大學發起的「3.23民間全民投票計劃」於3月24日繼續進行，不少民間組織自願成立附屬票站，方便市民投票。MaD團隊的幾位成員也分別前往了位於中環善慶街和香港兆基創意書院的附屬票站擔任義工。我們將分上、下兩篇刊登擔任中環善慶街票站主任的李心怡撰寫的《臨時票站筆記》。
鬧得沸沸揚揚的行政長官選舉，終於在梁振英於1200名選委投票中得到689票當選之中落幕。無論是街上還是facebook上，人們都對選舉結果和香港的未來議論紛紛。在一片未知之中，就算談不上是恐懼，不安定的氣氛總是揮之不去。雖然3.23-24民間全民投票並沒有在結果上影響到選委們的選擇，但作為在23號晚臨危受命當了一天票站主任的我，卻因為這一天的工作，沒有就此放棄香港，移民阿努阿圖。
有人說，今次所謂民間全民投票只不過是個民調，不能影響甚麼。事實證明，22萬人的表態，的確沒有能力左右結果。3月24日從九點鐘到五點，我在中環善慶街的附屬票站，和十數個前一晚在facebook上招募到的義工朋友一起，見證許多不同階層、不同年齡的香港人，為著這次的表態機會，在中環縱橫交錯的小街之中尋索，找那依附在小小畫廊門外的臨時票站，在窄長的樓梯上排隊，等候投票。
投票的人當中，有持著拐杖的老人家，也有背著年幼嬰兒的年輕夫婦。不管他們投票給哪一個候選人或者選擇棄權，他們今天選擇來到這個小小的民間票站投票，就清清楚楚地表示了他們關心自己的地方，且非常珍惜這次的機會。許多市民在投票的同時，給我們說了很多感謝的說話，我們臨時作義工的，除了說句「多謝支持」外，實在感動得不知可以再說些甚麼。有一位中年太太在隊伍當中對兒子說：「成日話我地唔ready，而家就要ready俾你睇！」
文、攝影：李心怡
單一的價值觀覆蓋城市，香港和中環港鐵站之間通道又出現舖天蓋地的巨型廣告，近香港站的是銀行私人理財服務，文案羅列「人生大事」﹣﹣「Pre-school貴過大學」、「通脹令糧食價格急升」、「婚齡隨樓價遞升」……舉一反三地呢喃：生命中事事也和金錢有關。另一邊推銷信用咭，超現實圖像解說：一咭在手，行李、枕頭、填鴨、小籠包、大閘蟹都是錢箱。承接着人生沒錢不行的那個廣告，再一次重申所有東西都是錢，錢就是所有東西。
走進地鐵車箱，又碰上另一「全包」廣告：超市貨架頂天立地，大量生產的貨物密舖平面，活像美國普普藝術家Andy Warhol 1960年代的板畫《金寶湯》。Warhol的作品挪用大量生產的消費品，反映社會物質主導，重覆又重覆的刻板構圖，暗諷價值倒模。這三則廣告大概沒有甚麼諷刺意味，就理直氣壯地印證着這個社會是如何資本主導。
走在街上，除了錢和消費，還可不可以有多元一點的體驗？
被連環轟炸的當日，我參加了德國藝術家Christina Kubisch的「電子行」(Electronic Walks)。在平常視覺主導的世界，這個體驗讓人發現潛藏的音樂。大家戴上經特別處理的耳筒，經過有電的地方，就會聽到電磁轉化出來的聲音，電線、螢光幕、防盜系統……聲音各異，最有趣的是電梯，靠近按鈕，會聽到電力隨着電梯上上落落、開開合合的變化，整組電流系統，聽起來就像一首電子交響樂。
「電子行」令人想到在怱怱忙忙的日常生活中，多少細節被忽略，我們的感觀和認知，其實還可以大大開發。除了大開耳界，「電子行」還體現了在感知方面的自決：站得近一點、遠一點，換個不同角度，與電磁場距離改變，聲音都有所不同，走走動動，聽音樂的人其實在創造自己的樂曲。聽並非被動，互動過程帶出了個人意識應有的獨立自主。
帶來「電子行」的同時，藝術家亦在城市大學卲逸夫創意媒體中心展出了《電子雲》(Electronic Cloud) ，一大束電線綑成雲狀，掛在半空。以「電子行」的方式圍着裝置，會聽到在不同城市收錄的聲音，窗邊一角，還有流水聲和鋼琴。觀眾遊走於雲端各處，各有各切入點，非常豐富多元。
分享會中播放了在柏林進行的「電子行」片段，片中人戴着古怪耳筒，在鬧市中自得其樂，旁人沒一個側目。哪天，香港的普羅大眾也可以在彌敦道走他們自己的「自由行」呢？當社會大環境被主流價值壟斷時，藝術可以是抗衡力量，讓我們想像不同的可能。
註：《Electronic Cloud》由即日至3月26日在城市大學卲逸夫創意媒體中心展出。
文、攝影：張慧婷
飛機降落在小港機場，坐空蕩蕩的捷運抵達高雄火車站。一出捷運站，就有不少司機湊上來詢問要不要坐車去墾丁。臨近正午，炎熱的空氣裡帶有些許灰塵。火車站對面的舊房子看上去無比破敗，像是許久沒有翻新過。路邊停著一排黃色的士，街上沒甚麼行人，偶爾聽到機車或汽車飛馳而過，退了色的廣告孤零零竪在街旁。一切都顯得懶洋洋的，只有造型特別的捷運入口和遠處模糊的高樓高架在默默提醒我們，這裡也很一座現代化的都市呀。
坐火車離開高雄，來到一個叫太麻里的地方。這是在劉克襄的書裡見到過的小火車站，沒有電梯，沒有電子檢票機，安靜的候車室裡只有一兩位乘客坐在斑駁的長木椅上，廁所雖然老舊但很乾淨。坐上旅遊巴，沿著山路蜿蜒向前，左邊是鬱鬱蔥蔥的山坡，右邊是一望無垠的藍色太平洋，空氣乾淨新鮮，混合著泥土和青草的香味。這是抵達花東的第一天。
第二天清晨，汽車沿著平穩的公路駛向森林博物館。導遊山豬一路向我們介紹森林博物館、向我們講解各種地理和生物知識，公路兩旁有檳榔店、小吃店、汽車機車修理店⋯⋯有老人家坐在椅子上聊天曬太陽，也有黑狗趴在門口睡懶覺。時不時會經過一大片一大片的果林，有的在種檳榔葉，有的是台東特產釋迦（也就是番荔枝）。
突然，山豬說道：“這兩年，我們一群不喜歡大城市、不贊同現代化發展的人湊到了一起，搞了一個小城市論壇，討論小城市在這樣的世代應該如何生存，應該走甚麼樣的道路。”山豬告訴我們，論壇剛起步時，很多人都很迷茫，大家知道不應該怎麼做，卻不知道應該怎麼做。但漸漸搞了快兩年以後，開始有了一點頭緒和方向。
山豬還說，大家都不希望台東走宜蘭的路線，宜蘭雖然得到政府的大力發展，但許多寶貴的東西都被破壞了。還有高雄，“高雄其實是一座很醜的城市，如果你們有機會去看看的話。”
離開花東前一天下午，公益平台的嚴長壽總裁讓司機沿著海邊的小路開，左邊是大海、沙灘、棕櫚樹，完全免費的，不屬於任何財團或個人；右邊是一棟棟小房子，有的已經改成民宿，但大部分都破破爛爛、人去樓空。嚴總裁說他們花了好多精力終於說服政府保留這裡最初的樣子，不走夏威夷的路線，不建度假村、大酒店。那些小房子以後稍微改建一下就可以變成民宿，可以給當地人提供有尊嚴的工作機會，也不會變成高樓大廈破壞當地景觀，賺來的資金也都得以留在當地。
最後一天坐火車回到高雄，住進連鎖商務旅店，坐捷運去百貨公司裡的誠品書店，再坐捷運到大名鼎鼎的六合夜市吃晚飯。拿著魷魚串走在夜市的人群中，我突然有點分不清自己是在高雄還是在台北。
回到香港後，我在Facebook上找到了山豬說的小城市論壇的粉絲頁，名字叫“小城市大未來”，關注的人不多，post也不算很多，但卻意外發現這個論壇已經嫁接到了“2022花東願景公民論壇”。
因為台灣政府在規劃在未來十年用四百億的“花東發展基金”來促進花東的發展，所以花東的民間團體便自發聯合籌辦了“2022花東願景公民論壇”，討論花東發展的構想和行動方案，追蹤、監督政府對基金的運用。
我想到了上海世博會時香港館的宣傳片，裡面盡是“讓港人引以為豪”的快捷、方便、現代，但同時又想起了年初參加的菜園村生活館的導賞團，在這座現代化大都市的邊隅，有一群年青人願意花時間慢慢學習耕種蔬菜稻米。
我還想到了內地那千篇一律的二三線城市，大家都爭著要變成上海和北京，而上海又在一路追趕香港。每座城市都在大興土木，每座城市都如同一片建築工地。 但我也想起了去年MaD Trip北京之旅認識的老北京網的張老師，他花了十多年堅持記錄北京的胡同，並盡自己所能保護它們。
在一片“發展就是硬道理”的主流聲中，已經開始有些許零星的反對聲，也有人在反思，甚至在身體力行。相較台灣的數量和成效，我們確實還有漫漫長路，但這些星星之火就是引子和希望，哪怕最終未必能燎原，也定能鼓舞後人再接再勵。
